徐漢明,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法治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教育部社會治理法治建設創新團隊首席專家、國家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徐漢明
  一、領導幹部要摒棄非法治思維
  當前領導幹部的非法治思維頗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概念化思維”。有的領導幹部習慣於用西方“憲政”、“三權分立”等一整套概念術語來審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法治體系和法治道路,而忽略了這套概念體系背後支撐的是它們的歷史發展、現實國情與正在運行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本制度,以及長期植根於其國人的價值理念與文化傳統影響。
  (二)“父母官思維”。由於兩千多年封建文化的影響,不少領導幹部頭腦中“父母官思維”、“青天大老爺”意識根深蒂固。他們常常把惠民政策當作施恩於老百姓的機會,把一些“民生民心工程”當作個人政績,喜歡在群眾中擺譜、炫耀;有的下基層、搞蹲點是“隔著玻璃看、背著群眾走”,遇到棘手的社會發展矛盾往後躲,使得乾群關係比較緊張。群眾稱“五十年代能親到幹部的嘴,六十年代能摸到幹部的腳,七十年代能捂到幹部的手,八十年代能看清幹部的臉,九十年代能看到幹部的背”,現在是“你看不到我、我望不見你”,心理隔閡、情感隔膜愈發增厚。
  (三)“運動式思維”。有的領導幹部抓改革、促發展不遵循法治建設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習慣於召開動員大會、蒞臨剪彩致辭、層層督促檢查,大轟大嗡,搞“運動式”推進,不少項目只簽約不動工,不少被徵土地“箍桶子、曬太陽”。
  (四)“指標性思維”。有的領導幹部組織經濟社會發展事務靠指標管理、指標分解、指標考核,推動工作缺謀略、缺政策、缺法治方式,不能做到區別對待、有的放矢、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助長有的地方“幹部出數字、數字出幹部”。
  (五)“家長式思維”。有的領導班子的主要負責人不善於用法治統領全局、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法治化,不善於運用民主集中制維護班子團結、樹立集體領導的權威,而是搞“家長制”、“一言堂”,既使領導班子失去凝聚力戰鬥力,又使一個地方行業部門發展不平衡不協調。
  (六)“情理式思維”。有的領導幹部把“情理式思維”應用到黨內政治生活中,應用到治理一方的重大決策之中。遇到重大問題決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發展規劃決定往往以情理代替法理、以情感代替政策法律;幹部使用上搞親親疏疏、以我劃線;重大項目投資有的與商人交往過密,有的讓親屬子女及特定關係人介入。
  (七)“管控式思維”。有的領導幹部依靠人民群眾執政為民的意識不強,比如有的把被徵地拆遷的群眾當管控對象,有的把要補償費要工作要進城當“刁民”對待,有的維護穩定的維權意識淡薄,強調“擺平就是水平”。這些同法治相背離錯誤思維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其不良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必須予以澄清和摒棄。
  二、領導幹部法治能力的內涵
  我們正處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關鍵期”、全面深化改革“攻堅期”、國家治理法治化現代化“發展期”、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艱巨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節點期”,這要求加快推進提升領導幹部法治能力建設。提升領導幹部法治能力可概括為以下六個方面:
  (一)推動深化改革的能力。法治權威的要義在於秩序性價值。經濟社會發展既要求上層建築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體制適度局部改革完善,又要求具有相對穩定性的法律制度安排為其改革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與制度保障。只有改革於法有據,才能有效維護經濟社會的良性秩序,避免因改革無據引發的社會衝突、社會震蕩以及社會信任危機,挑戰法治的權威,並且使人們對未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發展缺乏預判性、預見性和可測性,避免帶來社會心理的嚴重失衡,消除社會動蕩的基礎。
  (二)推動科學發展的能力。加快法治中國建設語境下的發展既包括經濟社會生態文明協調健康可持續發展,又包括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的法治化,也就是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五位一體”建設,實現經濟法治化、政治法治化、文化法治化、社會法治化、生態文明法治化和黨的制度建設法治化。因此,檢驗領導幹部推動發展的能力本質上是檢驗其推動科學發展的法治能力。
  (三)保障人民權益的能力。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檢驗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要求堅持人民民主、奉行以人為本。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發展法治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保證人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促進公平正義。這要求領導幹部在加快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徵程中,必須牢固樹立宗旨意識,切實增強執政為民理念,養成“公僕守責習慣”,加快提升善於保護、有效保護、實現保護人民權益的能力。
  (四)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平等是社會主義法律的基本屬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也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它包括合理合法、程序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歧視等。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要素是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它排除主體的歧視性、偏袒性,摒棄先賦性特權、身份等級特權、代際特權,註重權利保護和救濟的平等性,形成形式上、實體上公平的統一,法律實施無例外。立法是公平正義的起點,執法是公平正義的關鍵,司法是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守法是公平正義的基礎。只有在立法、執法、司法、護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各個環節體現和保障公平正義,法治的功能價值才能得以彰顯。各級領導幹部在法治建設的各領域各環節各方面都擔當應有的職責,提高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是法治對其最起碼的要求,也是衡量領導幹部政治素質高與否、法德水準如何的基本標準。
  (五)促進社會和諧的能力。我們正處在改革的深水區、發展的關鍵期、社會矛盾的凸顯期的新形勢下,提高各級領導幹部促進社會和諧的能力至關重要。在化解社會矛盾過程中,既要善於運用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方式方法,又要引導人民群眾“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形成用法治凝聚共識,用法治作為評判是非的標準,通過法律渠道定分止爭、權利救濟、制約公權、化解矛盾、促進和諧。
  (六)增進人民福祉的能力。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為中國的法治建設設定了根本的目的和標準。人民的福祉是制定一切法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一切執政活動的主軸。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樹立把人民群眾對法治的需求作為第一需求、把改革與法治的紅利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作為根本目標,著力提高增進人民福祉的能力,自覺成為法治建設的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成為人民群眾可信任信賴的“公僕”。
  (原標題:強化法治思維提升領導幹部法治能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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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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